文怡是Z的妻，台湾女子，Z是我的大学同学。第一次见文怡是在十一年前，也是个冬日，下午四点光景，我看到Z穿过幽暗的借阅大厅向我走来，几疑时光错乱。大学毕业，一别十多年，我甚至不知道Z在哪里工作和生活，有人说他在广州，有人说在香港，也有人说在加拿大。Z笑说，都不对，我在维也那，已结婚生女，此刻，她们正在楼下。
楼下大堂一侧，一辆婴儿车边，站着一个身材纤弱的年轻女子，长发，苍白的脸，听到声响，抬头一笑，她便是文怡。我对她说，允许我拥抱一下Z，真是太惊喜了。她笑，说好。眉目之间，是我所喜爱的那种温婉笑意。后来，我在许多台湾女子脸上读到过这样的笑意，包括文字如疾风劲草般的铿锵玫瑰龙应台，这样的温婉还流淌在她的文字里，《目送》和《亲爱的安德烈》里，比比皆是。有时我想，这正是东方女子的样子，在我们这儿早已丢失，却在别处很好地保存下来。
十多年前，我的孩子不过七八岁，正是顽劣，工作沉闷无趣，生活像一条紧紧捆绑着的绳索，身心俱疲，苟延残喘。Z和文怡走后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想象他们在维也那的完美生活，一定是洗尿布的姿势都配上了莫扎特的旋律。从那以后，我盼着他们回来，给我的生活注入新鲜的空气，又怕相比之下更见自己捉襟见肘的逼仄，这无关金钱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立意与胸怀。
十多年来，我和文怡又见过几次，背景和场合没有什么不同，大抵在我们单位，他们夫妻来看我。近些年，Z的父母年事渐高，他们回国的次数渐多，基本每年回来一次，女儿已经十一岁，亭亭玉立的少女之姿，儿子九岁，是那一年东南亚海啸中所收养，正是顽皮的年纪，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，幼年的创伤已经渐渐弥合。
去年夏天那次，发现纤细的文怡也胖了，Z那时正在读书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今年，发现Z略显苍老，眼角皱纹明显增多，文怡右侧的脸颊上有一块指甲大小的老年斑，看来，无论是在维也那湿润清澈的空气里的她，还是在苏城重重雾霾中的我，都一样无法逃脱生命的规律，我们都不再年轻。文怡穿着普通的黑色呢子大衣，深色裤子，深蓝色的围巾和手套，Z倒是穿了一条鲜亮的黄色休闲裤，我看了看自己的灰呢短裤和黑色短靴，感觉自己时髦过头。
前几个月，我在同学Q群中意外发现一张Z初中时的老照片，估计他自己也记不得了，三个清涩少年一起站在震泽的禹迹桥上，中间一个便是他。文怡看得哈哈大笑，说Z少不更事，假扮流氓，留那么长的头发。
几乎聊了一下午，然后他们说回国时拉杆箱的轮子掉了，要去买个新的。我送他们到马路上，指给他们超市的方向。过马路时，我看到Z自然地拉住文怡的手，两人像孩子一样奔跑起来，我在心里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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